党的保障法规制度主要包括考察考核制度、奖励表彰制度、党员权利保障制度、党内关怀帮扶制度、党的机关运行保障制度等。

[[60]]梁美芬教授曾指出，基於一国两制 的基本原则，宪法将不直接适用於香港，中国制定了基本法以适用於香港的特殊情况。[[28]]在香港高等法院作出的关於西九龙车站一地两检案裁判中，原告方的法律专家坚持认为基本法具有排他性，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通过基本法的机制监督基本法的实施，但不能在基本法的框架之外制定对香港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

他提出，就香港政府管治、规制中央与香港的关系而言，《香港基本法》是一份自给自足的、排他的法律文件。[63]  曹旭东：《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理论回顾与实践反思》，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期，第88页。中国的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有效，有效的意思是指国家宪法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而亦不可以不承认宪法中的任何一条，或认为国家宪法的其中一些条文在香港无效。香港在回归前，除了《香港宪章》、《英皇制浩》和《皇室训令》,以及《殖民地规则》等英国政府( 英王) 统治香港的根本性文件实施於香港,英国的固有法律和英国的全国性法律也施行於香港。[[80]] 结语 港澳在回归以後，就纳入国家宪法所确立的宪制秩序，国家宪法必然在特别行政区实施，但因为实行一国两制，国家宪法只有部分规范实施於特别行政区。

第三，在缺少明确的基本法和宪法规范依据的情况下，中央国家机关有时以主权机关身份对特别行政区行使权力，应自我保持谦抑，并有充分的说理，甚至需要与特别行政区事先进行沟通，以获得特别行政区的认同。[[43]] 部分适用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认为只有个别宪法规范适用於特别行政区。国家为此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分别规定了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

从初期的技术和物资援助到平等互利的区域合作，从旨在破除行政壁垒的市场流通到政府间共建产业园区、飞地经济，从经济事务到环境生态和社会事务，都是区域合作范围不断拓宽的过程前一分类侧重于国家治理活动的功能，不适合用于职责分工，因为每个主体往往既有决策又有执行和监督功能。如为了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在京的有关单位搬迁到雄安后，职工子女还能否在京完成义务教育，能否在京参加高考等，都需要中央统筹各部门的政策协同。他认为，平衡既要考虑到内地的战备优势又要考虑到沿海的工业基础和技术优势，实现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掣肘。

这一原则的根本依据仍然是《宪法》第3条第4款的央地事权分工原则。在地区协作阶段，中央对地区平衡发展的布局并没有制度化的努力。

从初期的技术和物资援助到平等互利的区域合作，从旨在破除行政壁垒的市场流通到政府间共建产业园区、飞地经济，从经济事务到环境生态和社会事务，都是区域合作范围不断拓宽的过程。将安徽加入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区域治理则是以行政区划治理为基础，按经济、文化或地理等联系的紧密度，在空间结构上的组织和调控，旨在实现经济发展上的目标或以经济发展目标为基础的特定治理任务。[5]参见苏力：《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重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第五节》，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47页。

区域协调的一项重要原则是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相结合。国家赋予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本来目的，是促进其更加繁荣稳定。那么，这一原则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基本内涵和任务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法律意义？ 一、我国区域治理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同时面临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治理国家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原则对实施宪法上的央地事权分工原则具有了整体性和全局性意义。

在实践中，中央的指导、协调和监督有多种形式，其中之一就是中央有关部门直接参与区域合作的磋商，指导区域合作协议的缔结，对区域合作协议进行备案等。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完善和事权分工框架大体形成后，我国形成了真正的区域治理理念即区域协调。

地区协作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以地方为主的原则。毛泽东主席认为，处理央地关系既需要工作原则又需要组织制度。

注释: [1]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0-725页。宪法适用于我国的全部领域，包括特别行政区。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原则就是宪法上央地事权分工原则的具体实施，是宪法上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成功实践。如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建设雄安新区。这也说明，我国宪法上的央地事权分工原则尽管没有相配套的立法或制度，但中央却在区域治理的实践中探索出了实施路径和有效方案。这两次改革是全国性、普遍性的制度建设，而不只适用于部分地区和部分领域。

[4]中央统筹原则意味着中央可以积极谋划区域发展战略，在区域治理中可以进行积极调控，是宪法上民主集中制原则中集中的体现。这样，区域治理的原则既包括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原则又包括处理政府间关系的原则，既包括处理政府间层级关系的原则又包括调整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原则。

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23年第2期。对省际、市际之类跨行政区地方关系，毛泽东主席虽然只是附带性地分析，但这些分析却弥足珍贵，对后来的区域合作至关重要。

中央统筹意味着中央负责区域治理事务的制度建设。地方负责原则是宪法上民主集中制原则中民主的体现。

中央统筹意味着中央负责区域治理事务的顶层设计。四、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的任务 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原则明确了中央和地方在区域协调中各自的基本任务。[6]当然，大湾区战略原则的形成，则是以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相结合原则为直接母本，针对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具体情况而进行的借鉴。基于地方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形成的地方竞争，客观上拉大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还导致了产业布局的重构以及资源过度消耗的负担。

这就需要地方之间的合作，更需要中央的统一领导。以往，我国虽然有区域治理的实践，但缺乏区域治理的理念。

这种事权分工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地方负责不是地方按照中央的原则、制度和政策依样画瓢，而是要求地方应当以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为导向，在中央所确定的区域协调框架范围内，创新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探索区域治理的模式和方式，不断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5]在央地分级管理、以地方为主阶段，中央虽然在少量单行法中规定了针对特定事项的区域合作制度，但并未重视提供系统性的制度供给。在2018年新发展理念入宪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确立了区域协调发展的五大原则，即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坚持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相结合，坚持区别对待与公平竞争相结合，坚持继承完善与改革创新相结合，以及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

对国家治理活动既可以按决策、执行和监督进行分类，也可以按领导和执行进行分类。邓小平同志总结认为，教训是过去的央地分权都没有取得成功，权力仍然过分集中，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事实上，跨行政区协同立法、委托立法、共设机关、职员派遣、联席会议、合作协议、职务协助、管辖权委托或职权委托等，都是区域合作实践中地方在创新和探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央地事权分工原则不仅指导权限的划分而且指导权限的行使。

其次是资金支持，这包括中央财政经费的支持，合理的转移支付，以及对当事地方主体筹措资金的支持。地方负责也就是有些单行法所规定的属地管理，是宪法和法律上所规定的地方行政机关在本行政区域内负责某项事务的具体落实。

该政策明确了央地事权分工的必要性及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意义、原则和组织制度，论述了央地关系与区域关系的形成逻辑以及区域治理的重要性，强调了央地事权分工和区域治理中中央的统一领导，表现出了建国初期的宪法意识。因此，我们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在宪法上规定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

地方负责中的地方，既包括地方人大又包括地方政府。毛泽东主席根据当时的实际状况对央地事权的分工提出了初步意见，认为工业应属于中央事务并由地方提供协助，农业和商业则主要是地方事务。